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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的北平，已告别了酷热难耐的盛夏，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不觉让人精神抖擞，眉舒目展。这个秋天是不平凡的，不仅对北平人民而言，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北平，这座古老的帝都，见证过明清帝国兴衰、八国联军侵华的紫禁城，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动荡不安，持续八年战火的蹂躏后，首次成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舞台，也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清晨。
就在这一天，北平城的盛况空前，超过全城十分之一人口数量，多达二十万的北平市民，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了紫禁城。他们拥有一致的目标，要共同参与、亲眼见证那些犯下累累兽行，欠下笔笔血债的日本侵略者在太和殿前正式向中国投降。他们要倾听那礼炮震天，凯歌高奏的声音，那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要如火山爆发般地集体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让这呐喊声响彻云霄。
8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国16个受降区中规模最大、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受降仪式，其背后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抉择与重生。
秋风之前：北平的血色沉沦
“中国通”松井太久郎似乎在中国凶名不显，尽管他做过“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也出任过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但是这些都远不如他在1937年7月7日扮演的角色要紧。当日午夜，正是时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去了那通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电话。松井在电话中诡称，日本陆军某中队夜间正在卢沟桥演习，因听见宛平城内枪声产生混乱，随即丢失一名士兵，需要入城搜查。面对这种侵犯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中国方面自然不能答应。随后中日双方交涉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这便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后，不同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里明确提出的“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时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仍在考虑“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倭寇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因而只是电令时任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固守勿退。这时的宋哲元并未在任上，而正在山东安亭守孝。
1937年7月9日，日本采用惯用伎俩，释放了和谈的“幻影”。松井太久郎和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即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各自撤退，由三千人以内的保安队接管城防。7月11日晚8时，双方又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纸面约定：
（1）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
（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
（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看似一切正在走向风平浪静，但是纸面下的暗潮汹涌，正在积蓄等待爆发。
实际上，7月10日，各地报告仍如雪花一般涌来，日军已经陆续在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地准备，并且将大炮、塔克等重型武器向卢沟桥推进，战火随时可能复燃。7月11日，倾向谈判解决问题的日本驻中国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无故挑起战端”的罪名，成为日本军部的“背锅人”而遭免职，受此打击导致心脏病病危，随即去世。而作为他的接替者——香月清司更为好战。到任之后，他便令大批日本战车、炮车、载重车等开往北平方向，并一改外交口风，摆开了更为强硬的侵略态势。中日拉锯持续到7月26日，日本向中国第29军发起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7月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进攻行动。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回忆文章《被沦陷这一天》里介绍了当时北平城的状况：
（7月28日）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地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7月29日，经过浴血奋战，佟麟阁、赵登禹已经相继壮烈殉国，最终因寡不敌众，北平还是沦陷了。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意义非凡，地位崇高的古都，被日本的阴霾遮蔽了整整八年。八年间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在北平制造的惨案中，无辜的北平百姓或被炸死、枪杀、焚烧，或被狼狗咬死，拷打、病毒、苦役、性暴力致死，黑暗的岁月如此漫长。
胜利之秋：太和殿前的历史瞬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播放《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标志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之上。9月2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随后各地的受降仪式也陆续开展，其中，华北战区的受降仪式选择在北平举行。
最初，华北受降仪式定于中南海怀仁堂室内举行。但在受降仪式前几天，美军得到蒋介石特批，在天津的一个小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天津受降”，场面很是轰动，这使得时任中国第11战区参谋长、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深受触动。作为受邀观礼嘉宾，这种公开场所受降的形式，以及现场天津市民得以目睹这一历史场景的强烈氛围，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改在开阔地点举行北平的受降仪式。
于是，他报告国民政府称，取消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室内受降计划，转而选择一个能容纳万千民众的露天场所。随即选址团队便考虑到颇具历史象征意味的明清“献俘礼”举行之地——午门。然而，午门广场的视野仍旧受限，很多到场的观众可能无法看清仪式盛况。故而，他们仍在继续寻找，最终，当他们穿过太和门，太和殿前那广阔达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令人豁然开朗——这座紫禁城中最大、最宏伟的殿堂，建于高耸的汉白玉台基之上，足以让广场上任何角落的人们，都能清晰目睹台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当时故宫年久失修，地砖破损、杂草丛生，但太和殿的庄严气势无可替代。最终，吕文贞等决定，受降仪式就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并获得国民政府的肯定批复。
1945年10月10日，恰逢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节”，天气晴朗。这个清晨，身在北平的市民们，如潮水一般涌向故宫，整个太和殿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据称，人数多达二十万不止。除了北平市民，反法西斯国际阵营的代表们也参加观礼仪式，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代表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来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等盟国代表都赫然在列。这一天，太和殿门窗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殿前摆放着写有金色“凯”字的匾额。
上午9时20分，军容整肃的第11战区特务团的两百人作为仪仗队入场，庄严郑重的姿态引来民众热烈欢呼。9时50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在中国军乐声中挺膺阔步地登上了太和殿台基，进入准备阶段。10时10分整，仪式正式开始。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响起，孙连仲立于受降礼堂正中，全场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军代表亦低头躬身谢罪。此时，司仪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全场顿时肃静无声。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副参谋长渡边渡少将等20人，由太和门左侧门垂首入场，行至受降台前。根本博等人向孙连仲立正敬礼，孙连仲答礼后，日方代表退至左侧恭立。此时投降书一份与受领证三份正置于台上。根本博首先签字盖章，随后呈交孙连仲在“受降主官”处签字。接着，根本博及其身后军官依次解下佩刀，记有20把（另一说21把），恭恭敬敬地放置在铺有白布的桌上，以示放弃武力，彻底投降。这些曾耀武扬威、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由此成了侵略的罪证和战败的象征。
整个受降仪式仅历时约25分钟，但当日军代表黯然退场那一刻，压抑了八年的民族情感如山洪般爆发。“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在场者既有欢呼雀跃，更有激动得潸然泪下。军乐队高奏凯歌，全场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即使仪式结束，民众仍然聚集不散，情绪至为热烈。在受降官协同中外来宾步入太和殿休息处，同饮“胜利酒”而退场时，民众皆在夹道欢呼“万岁”，孙连仲甚至无法行进，在人群的簇拥下频频以军帽向空中挥动作为回答，最终才顺利离开会场。
亲眼见证：亲历者的感动时刻
参加太和殿受降仪式的张翠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卫生队的一员，在救护伤兵的医院里，与负伤的上尉连长戴福祥结婚，婚后先后随丈夫在第16军、第40军任职，进行救死扶伤的战地救护工作。1944年参加洛阳保卫战时，身为医护兵的女战士张翠萍也曾被分发一支中正式步枪、一挂子弹、三颗手榴弹，同日本军队展开巷战，这次战斗她始终记忆犹新：
我随着人群向南城门冲，冲一次被打回来一次，死人一堆一堆的，地上的血和成泥，跑起来很滑。后来，我随着人群上城墙，天黑，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软的硬的净是死人。我头上被削掉一块头皮，流了很多血，用黄土裹住，用布扎紧，右胳膊和脚脖子也受了伤，耳朵也被震坏了，我们从城墙缺口往下跳，护城河里漂的死人一碰肚子就炸开了，臭气熏得人头发晕。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大沟，我玩命地跑，终于跑出来了，后面的人又被鬼子打回去了，我又饿又累又困，就跑回家里治伤……
正是这些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使张翠萍巾帼不让须眉地成了一名抗战英雄，也让她深知战争的艰苦与和平胜利的来之不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翠萍与丈夫戴福祥便渡过黄河经过永济、运城、洪洞、石家庄、保定，最后到达北平，也正是这次跋涉，让他们有幸见证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1945年10月10日，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时，张翠萍穿上了新军装，天还没亮便出门在排队，从天坛到前门、天安门直至太和殿广场，这一路沿街家家户户插着国旗，马路扫得干干净净，太和殿中间挂着国旗，两边挂着美、英、法、苏的国旗。在日本军官签字投降，双手献刀时，“人群沸腾了，我们热泪盈眶，大家高喊着：中国万岁！人群往前涌”，一时场面非常壮观，按张翠萍质朴的话来说：“整个受降仪式时间不长，但那天，大家都跟过年似的高兴。”
同样参加受降仪式的华北战区上校军械科长别志南，作为当时的受降先遣人员，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他的记忆里，日本军官的献刀仪式是最难忘记的场面。随着大典司仪官“传唤根本博”的令下，他（根本博）由八名士兵押送着进入殿堂西面而立，深深地向主席台行了90度三鞠躬的大礼，而后双手捧着战刀献上主席台，随着命令，根本博退下。而大典结束时，“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是一片欢腾”。其场面正如别志南所作即兴打油诗：
八年终挫不义师，受降将士一踌躇。庄严肃穆太和殿，阶下何人翼翼如！
不知不觉间，抗战胜利已经步入第80个年头，国已富，民已强，这盛世终如先烈所愿。当下，抗日战争与受降仪式的亲历者多已逝去，但太和殿前的那25分钟，早已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它还在时刻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尊严系于国力。生活于强盛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漫步紫禁城，感受其恢宏与宁静时，不应忘记1945年那个秋天的上午，曾有过二十多万中国人在这里用震天的欢呼与奔流的泪水，告别曾经屈辱的过去，迎接美好未来的曙光。
参考文献：
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
2.朱自清：《朱自清散文选集》，北京：知识出版社，2021年。
3.潍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义必胜（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
4.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作：《重拾1860-1948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5.谢荫明，董更然：《红迹绵延赓续》，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年。
6.焦国强编：《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
7.周兆利：《抗战胜利》，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新华社记者陈新洲、肖春飞、李亚红：《古城的苦难——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八年间》，新华网银川股票配资，201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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